辽宁：急救将列为高中及以上学校新生军训必修课

中国这么大，不让一些地方搞改革怎么行？但是只要允许改革，就要承认法律可以不遵守、可以先突破、可以先试验着改变，而往往中国有些法律的改革必须经过实验，必须实验以后证明合适才能上升为全国性的法律。

与之相应，体系化的研究方法、比较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则成为新兴权利研究的主要方法。不可否认，当前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取得了较大突破，深耕法理成为当前研究的一大特征。

概言之，拥抱科技反映了新兴权利研究对科技议题的关注，这既是对科技进步的法律回应，更是在科技进步背景下维护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的一种学术努力。从法律规则的适用看，两者在规则的适用范围与规范属性上存在差异。新兴权利基本概念的辨析是开展新兴权利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但算法运转可能存在黑箱，相对人权利可能会因不同算法而受到减损。从整体上看，当前研究既包含一般层面的理论思考，也囊括对具体实践问题的解决。

第四，工作权兼具经济权与社会权性质，但主要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与实现人的尊严的价值追求，包括自主就业权、公平报酬权、劳动保护权与不受歧视权。除对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外，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形成的算法实体的法律地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后者存在于需要认定一个已确定发生的事实是否构成适用规则所需要的有效事实的案件中，此时对要适用的法律规则应当作何解释没有争论，需要判定的争议是已确定的事实可否被视为法律规则事实构成中指涉的情形以能够适用该规则(22)，其关涉待判案件的事实如何在法律上获得理解并定性的问题，基于案件事实展开的解释就是选取、区分和评价案件事实的方式，能够对案件事实在法律规则构成上的归属情况作出判断。

职是之故，司法判例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应以避免裁判规则和理由的再度解释为愿景。同理，指导性案例编撰在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对裁判理由予以阐述时也应如此，既要鲜明表达法院解释法律的立场和理由，也要突出对有关法律理解不同论点的回应，以彰显其选择不同解释方法及其论点的优势。(51)参见孙光宁：《社会学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及其改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在这个层面上，法律解释方法是阐明法律意旨和准确适用法律的具体技巧或路线，为法律解释结论的得出准备了可沿袭或仿照的路径。

作为案例使用的一种创新，案例指导制度把既定生效的法院判决实例选编为指导性案例，其实是对以案释法的体制化设置。对司法判决和案例指导来说，法律解释的价值就可显现为对司法推理中正当理由的开示：既然裁判结论是把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事实的结果，对法律的解释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证明把抽象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的方式为正当，而法律解释的论点也就是这种适用方式的正当理由(32)。

(27)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案件事实的解释是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藉由法律解释而进行的有关法律事实的判定是裁判理由的构成性要素，是裁判理由形成和构建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解释方法使解释者能够在逻辑有效的形式中重构其所持的观点，如果观点能够被重构就是合逻辑的、正当的⑩。以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为例，再看指导性案例40号，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工作场所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其对工作场所范围的扩大理解是从符合立法本意(目的)的层面阐述的。(19)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同时，也是借助文义解释把被告人擅自购买氰化钠的行为认定为非法买卖，即‘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是指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擅自购买或者出售毒害性物质的行为，并不需要兼有买进和卖出的行为。成文法制度下司法对法律的续造，更多是在制定法适用层面上对法律意思的创新性释明，可被视为借助案件裁判从事规则拓展并促使法律生长的活动。(31)张保生：《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25)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如果指导性案例仅限于促使法官对有关裁判要点的注意和适用，那么案例指导制度就只是一种授人以鱼的安排。(52)参见杨知文：《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司法运用及其限度》，《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

也可以说，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强化并恰当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是避免指导性案例沦为既往抽象司法解释的必要办法，也是增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效果的最佳选择。在立法领域，法律解释主要表现为立法者对某些法律规定进行进一步的阐明或澄清，是立法者出于一定需要对法律条款应有含义的细化与拓展。

法律解释又包含了其自身独特的一系列方法，法官进行法律解释实际上表现为对具体解释方法的因循和使用。(11)在判例中，有关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记载是对诉诸法院的具体案件争议之处理情况的详细说明，尤其是其中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认定和相关法律规范的阐释，构成了司法解决该案件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裁判规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它们可以成为类似案件司法的标准或样板。在此方面，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无疑是指导性案例编撰方法中的核心因素。法律适用需要以法律解释为中介，其中的要义也是借助法律解释以建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条的互相指示和同一关系，最终使案件事实能够归属于相关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中。指导性案例来自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事例，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裁判文书的完整构造，而且内容包含着裁判过程释法说理的全部要素。法律解释其实是将事实与规范予以等置的活动：既要将事实一般化又要将规范具体化，既要把个案事实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又要把规范向个案事实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17)。

(14)对此，法律解释学上有解释结论在决定解释方法的选择与适用的主张，相关讨论可参见魏东：《刑法解释学的功能主义范式与学科定位》，《现代法学》，2021年第5期。这里不仅需要提高论理解释方法和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比例，也需要强化不同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解释结论以及裁判理由构建的共同导向。

①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正是通过对法律解释及其方法的运用才完成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相关法律的任务，可以说，法律解释方法是法律适用的必备要件。对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得以妥当运用的指导性案例，能够较好地展现司法结论的获取过程和充分理由，必将对未来的裁判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③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另外，借助历史解释方法根据立法资料阐明有争议的法律规定(46)，通过当然解释方法依靠逻辑推论对法律条文不明确的情况进行澄清等，都可成为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论理解释的重要方式。

对指导性案例编撰而言，恰当地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对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论点进行展示，可以为社会纠纷的妥当处理储备实质的准据。这意味着每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都必须有序而行，从而对法律解释过程起到规训作用。其三，完善具体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运用的章法或程式。经典的法律方法论将其描述为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往返的图景，即法官要把规范和事实相互关照，在法律条文与案件之间循环审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二者的对应程度，使它们能够相互靠拢并建立起具有同一性的意义关系。

法律解释运用的两个层次为不同的疑难案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它们可被视为从各自侧重点化解特性相异的两类裁判困境的有效手段。最高人民法院把全国法院的少数生效判决编撰成指导性案例，直接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些判决的示范性与典型性来规范和统一各级法院的法律适用。

在此意义上说，这种裁判规则业已内含了对一定案件争议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20)，它承载着有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含义和有关案件事实的司法评价与定性。内容提要：法律解释方法在司法裁判中承担着多重意义的功能，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必须依赖的关键技术要素。

换言之，法律事实的判定也是法律解释的目标和任务，它旨在阐明某特定事实为何能够被相关的法律规范所涵摄，昭示着司法发现和选择的法律为何可以适用于当下的个案。法律解释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的运用也有赖于此。

就此可以说，以切合法律适用和案例指导的目标为依归，圆满地思考并改进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事宜，应该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工作认真贯彻的目的性准则，这也是指导性案例能够发挥规范性和权威性作用的重要缘由。(5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法发[2015]30号)第2条，该条强调了指导性案例应是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案例。就此而言，作为保障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应以符合案例指导目的和正当性目标的方式进行，并据此形成相应合理的结构。然而，目前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仍类似于大陆法系传统下发表在判决前面的判决要旨，与我国的抽象司法解释也并无二异。

(35)参见于同志：《案例指导研究：理论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2.正当理由的开示 从法律推理角度看，法律适用是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法律理由形成案件处理结论的过程。

其五，促进对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导，使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技术指导与裁判要点参照适用的实体指导相协调。所以，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形成、制作和表达裁判要点是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使用法律方法的技术规范，是遵循科学的案例编写方法的重要体现。

虽然它们在裁判实践中密不可分、互相交织和补充，却鲜明地构成了法律解释的两种基本进路，形成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两个层次。一般而言，判例中的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不仅是对法律条款作出的阐明，也必须能够适用到其他同类案件，它可被裁判同类案件的法官用于理解先例法院的思考过程，以探寻其中表达的法律见解、理由和界限。